王丽萍|未完成的亨廷顿时刻:圣诞夜的回忆
2019-11-29

    资料来源:中国阅读日报,2010年2月3日。

    作者简介:王立平,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社会科学院院士

    亨廷顿对制度稳定的伯克式赞扬将秩序和稳定置于发展中国家许多政治发展目标的首位。从五六十年代民族国家大量涌现到七十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成为一种趋势。亨廷顿关注并回应了不同时代的命题,也给不同时期的政治研究带来了复杂而可喜的变化。

    2008年圣诞前夜,世界著名的美国政治家塞缪尔·P·亨廷顿去世。他的离开不仅平息了关于他的政治观点和观点的争议,而且引起了人们对他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关注,并在亨廷顿去世后再次把人们带到了亨廷顿。一年后,在这个圣诞前夕,我想再一次回忆他的学术生活,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和纪念这位从未见过但对他并不陌生的著名学者。

    颠覆者和建筑者

    他颠覆了现代化理论和政治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使美国社会科学不再受任何单一理论的束缚。他拓宽了政治发展研究和一般政治研究的理论视野,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观点,并思考他建立的概念框架和制度。

    在亨廷顿的一生中,他不止一次地为世界奉献了亨廷顿时刻。1968年,《改变社会政治秩序》的出版为他赢得了重要的学术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并试图在南越建立西式民主国家的舆论氛围。1996年出版的《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以1993年关于文明冲突的论文为基础,再次把世界置于亨廷顿时代。“文明冲突”已成为支持者和反对者的主导话语。到目前为止,已经没有声音了。

    亨廷顿死后,他的学生和著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称他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科学家。他的朋友亨利·罗索夫斯基,哈佛大学的退休名誉教授,也称他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思想家,也是过去50年里最有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20多年前,当亨廷顿在1986年当选为美国政治协会主席时,他还是哈佛大学的教授,1993年因他的书《让民主发挥作用:现代意大利的民间传统》而闻名。对亨廷顿的学术经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评价。他说,亨廷顿教授是一位罕见的政治学学者,他对该学科的许多不同领域作出了基本和最重要的贡献。亨廷顿自1957年出版第一本权威著作《士兵与国家》以来,在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相关领域的作品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之作。他在比较政治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秩序》(1968)、《不容易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1976)和《第三次浪潮——20世纪末的民主化浪潮》(T.Hird浪潮:二十世纪末的民主化,1991年,带动发展中国家重新崛起)。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这些观点和观点中的一些颠覆了现代化理论本身和政治发展理论的主流观点,使美国社会科学不再受任何单一理论的束缚,陷入了所谓的“巴尔干化”方法论。其结果,有效地拓展了政治发展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政治学的一般性研究,使后来的研究者即使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必须认真对待他的观点,并思考他建立的概念框架和体系。

    非西方中心主义政治发展理论

    国家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形式,而在于国家治理的程度。人类没有自由和秩序可以自由,但没有秩序就不能自由。现代化导致不稳定,而现代性带来稳定。这些令人震惊的观点使亨廷顿区别于大多数西方学者,使他成为绝对少数。

    在政治学研究中,对政治发展概念或领域的广义定义是,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所有研究都属于政治发展研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量新国家的出现,引起了不同领域的学者的关注,也使得这些国家成为比较政治研究的重要类型。亨廷顿的三部比较政治著作,主要集中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无疑是政治发展领域的重要成果,给这一领域的研究带来了强烈的智力挑战和冲击。

    在政治发展的一般研究中,将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等同于民主制度是一种非常普遍的观念倾向。现代化和民主的概念是政治发展研究领域的共同术语,在西方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政治种族主义”倾向,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大胆而新鲜。但在现实中,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对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太大帮助。亨廷顿的研究试图通过不同于一般研究的概念和话语系统来解释社会转型,并催化和促进这种转型。

    1950年代和1960年代是战后新国家数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新兴国家普遍面临着建设民族国家的共同问题。这些国家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立的,它们的政治实体往往建立在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人为社会结构的基础上。国家权威和合法性经常受到高度异质的文化和群体以及同样高度冲突的地方和部落利益的挑战。国家权力严重分裂。虽然许多西方学者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促进民主价值和制度,而这些新兴国家正试图赶上父权制国家,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一个统一的国家只是一个理想和值得追求的目标。独立初期,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十分普遍,这一事实使亨廷顿认识到政治衰退与政治发展同样可能。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动员的高度下较高的参与要求与较低的制度化水平并存,人们普遍存在挫折感,从而导致了诸如贿赂富人、学生骚乱、工人罢工、群众游行和军事政变等现象。他称之为SM,使国家经济与政治化。谈论社会发展是不可能的。

    当时,政治发展研究在政治学界如火如荼,而政治发展研究的主流观点是现代化是民主的关键,发展中国家也应当发展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制度。亨廷顿对这个命题提出反驳,震惊了世界,这个命题在当今人们非常熟悉:因为现代化常常带来混乱,所以一个成功的社会的必要条件是秩序。”国家之间的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国家的治理程度。人类可以自由和有序,但不能自由和无序。为了限制权力,首先要有权力。现代化导致不稳定,现代化带来稳定。这些观点清楚地将亨廷顿与西方大多数学者区分开来,使他成为绝对少数。作为其政治发展理论的完整版本,《转型社会的政治秩序》无疑已成为现代政治的经典。不仅如此,他还在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咨询建议中保持了一贯的立场,以便维持它们不同形式和版本的政治秩序。

    政治参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亨廷顿对政治参与表示关切,但他仍然理解并理解发展中国家在有关发展的目标体系框架内的政治参与,如经济增长、社会经济平等和政治稳定。对他来说,扩大政治参与的唯一安全途径是经济发展,组织对于政治参与也非常重要。

    从本质上讲,民族国家的建立并不一定与专政或民主有关。二战后,非殖民化运动使许多社会面临重大而不可逆转的选择。这些社会的所有成员都对国家独立抱有共同的热情,但同时,他们也处于高度焦虑之中。殖民当局的撤出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充满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没有殖民统治的社会不仅有机会独立发展,而且面临社会分化的危险。为了团结社会,处于危机中的社会迫切需要服从统一的权威和相同的纪律模式。所谓威权专政,就是从这种社会需要中获得合法性,成为社会团结和民族团结的力量源泉。这就是亨廷顿重视社会的“治理程度”,强调稳定和秩序的主要原因。

    然而,扩大参与是必然的趋势和现实。人类历史是一部不断扩大参与的历史。无论制度和制度如何,随着政府活动范围的扩大,参与或至少参与的要求也在增加。在发展中国家,扩大政治参与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和政策问题,并且由于其剧烈的社会变化而迅速扩大。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亨廷顿所珍视的“稳定与秩序”的价值受到规范研究和意识形态思维的质疑,如何在参与扩张与政治稳定之间建立联系和平衡也是非常现实的:组织和制度化。他认为,组织是稳定权力关系的渠道,制度化是获得价值和组织程序稳定的过程。组织和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一致性是评价政治制度化程度的重要依据。一些学者认为,亨廷顿对两种不同的组织现象和制度化之间的关系的分析并不完全令人满意,甚至混淆了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亨廷顿的研究中,一些学者已经证明,组织和制度化有助于建立稳定和秩序。即使是福山,一个以亨廷顿为荣的学生,在2006年写了《社会变迁中的政治秩序》新版的序言,也不同意苏联在苏共执政时期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在亨廷顿的研究中,这个案例是解释组织、秩序和稳定性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基础。亨廷顿对社会动员、政治动员、政治参与、制度化等概念的深刻剖析,不仅确立了亨廷顿作为政治科学家的地位,而且引发了人们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新思考。

    在一些人看来,自由和民主的价值远远高于稳定和秩序,他们担心什么样的稳定和秩序是值得的。但是,没有人能否认,到目前为止,稳定和秩序仍然是困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问题,具有这些问题的国家的组织和制度化也令人担忧。秩序和稳定是制度化的外在表现。它们可能是一种潜在的社会和谐与和解。它们可能仅仅意味着没有明显的暴力和混乱。它们也可能意味着一个政权能够更顺利地实现其政策目标,并顺利地运行。也许组织的存在不足以保证这些不同层次的稳定和秩序。传统和习俗常常被认为是实现稳定和秩序的重要因素。但是,谁能想象一个没有可能实现秩序和稳定的组织的现代社会呢?虽然独裁也可以创造稳定和秩序,但这种形式的统治很难与高层制度化相适应。从这个意义上说,制度化无疑是现代文明的一个宝贵特征。组织是制度化的重要基础,但组织不等同于制度化,也不必然导致制度化。

    这是亨廷顿秩序概念的一部分,组织和制度化,以满足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要求,并实现和维持秩序和稳定的政治制度。其中,参与或不参与似乎不是主要问题。如何参与,特别是在经济增长、平等、参与和稳定等经常发生冲突的目标中如何选择和排序,是值得考虑和难以决定的。在不同的社会中,参与被赋予不同的价值,有时参与被看作是目标本身。不同于将政治稳定视为受政治参与和其他因素影响的因变量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涉及政治参与。然而,它仍然理解并理解发展中国家在由诸如经济增长、社会和经济平等以及与发展有关的政治稳定等多重目标构成的体系框架内的政治参与。而且。因此,他对政治参与的关注从来没有独立于他对秩序和政治稳定的思考。他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验分析表明,社会精英的选择,他们对政治参与作为发展目标的态度,以及参与作为实现其他发展目标的手段的价值,都构成了社会其他成员作出选择的背景。在政治参与方面。精英政治参与选择的所谓“级联效应”是指发展中国家精英对政治参与一般模式的重要影响。同时,群体的选择也会影响个体的行为。个人只有在得到团体的支持和指导时才可以参加。

    亨廷顿和琼·纳尔逊根据不同的经济发展目标、不同群体的平等和参与要求,根据社会现代化的参与性促进作用和精英战略的选择,提出了中产阶级模式、专制模式、大众模式和技术官僚模式。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高水平的政治参与会导致较低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中产阶级模式和专制模式),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可能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群众模式和技术官僚模式)。这四种不同的模型反映了不同的发展目标之间的不同排名和组合,并且常常相互冲突。它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目标之间的根本冲突。参与起着关键的动力作用,但不稳定的幽灵仍然存在。亨廷顿和琼·纳尔逊仍然对发展中国家过早扩大参与的危险表示关切。对他们来说,扩大政治参与的唯一安全途径是经济发展,组织对于政治参与也非常重要。没有高度发达的政党制度,发展就会导致政治不稳定。亨廷顿著名的主张在“艰难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中重新强调。

    民主化与国家的作用

    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从全能到无能的转变不再是个体现象,一些国家的人民处于无奈的两难境地。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的秩序、稳定、组织和制度化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今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重要基础。

    由于亨廷顿对秩序和稳定的偏爱,他经常被视为限制发展中国家政治参与的倡导者,但并不关心一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因此,当他的另一本比较政治专著《20世纪末的第三次浪潮——民主化浪潮》在1991年出版时,人们惊讶地发现亨廷顿不再对人们如何管理自己漠不关心。民主(制度)不仅是他研究的主题,而且他认为民主是关于个人自由、国内稳定、国际和平与美的。首都有积极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他不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新定义民主,而是坚持把竞争性选举作为民主的唯一本质。他对民主选举主义的理解无疑使人们的普遍参与成为重要前提,人们对这种态度的改变更感到惊讶。事实上,亨廷顿对稳定与秩序的关注和重视并没有改变:“秩序与无政府之间的划分比民主与独裁之间的划分更为根本。”针对他所划分的民主化国家的不同类型,他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指导原则,这些原则可以总结出来。避免暴力,寻求共识,准备和解。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三本书跨越了二十多年,从变化中的社会的政治秩序、艰难的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到二十世纪末的第三次浪潮——民主化浪潮,但他对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研究视角仍然保持不变。在不同时期的不同作品中,他敏锐、准确地抓住了当时的时代主题,作出了卓越的回应,使得亨廷顿时代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被他创造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民主化主要表现为发展中国家的现象,在民主化进程中,出现了许多不同于早期发达国家的问题。如果说第三次民主化浪潮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中尉运动,那已经过去30多年了。在此期间,许多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特别是国家、制度、秩序问题。二战后的早期发展理论认为国家是形成结构性变化的重要力量,但后来理论的发展削弱了国家作为改革主体的形象,甚至把国家看成发展的主要障碍,甚至看成问题本身。就国家相关制度而言,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制度变迁也遵循同样的趋势,完全忽视了自身的制度基础。例如,当以“摒弃官僚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在西方如火如荼地展开时,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盲目地跟随,忽视了本国官僚制度供给不足的现实,严重削弱了国家的行政能力,导致僵局。d发展中国家“官僚社会缺乏官僚制度”的现象。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中,从全能到无能的转变不再是个体现象,一些国家的人民处于无奈的两难境地:专制是集中暴力,无政府是分散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亨廷顿的秩序、稳定、组织和制度化概念仍然是我们理解当今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重要基础。亨廷顿的时刻还在继续。

    不远处的大师

    自由价值观和保守本能之间的痛苦张力、社会科学的理论要求和现实决策的要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不仅塑造了过去几十年政治科学的学科特征,而且造就了亨廷顿非凡的学术品质。

    亨廷顿是一位很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他一直在培养和创造新的学术思想和观念。但在政治学的学术渊源和思想渊源上,他绝对不是一个异类。他对古代圣贤有“健康的尊敬”。在亨廷顿的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布丹、孟德斯鸠等先哲的政治思想有着重要的思想联系。马基雅维利是引用最少但最能体现其精神的思想家。杰出的政治学家约瑟夫·拉帕伦巴拉认为,马基雅维利在建设民族国家的主张上,超越了现代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整体。亨廷顿对制度稳定的伯克式认可将秩序和稳定置于发展中国家许多政治发展目标的首位。从五六十年代民族国家大量涌现到七十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成为一种趋势。亨廷顿关注并回应了不同时代的命题,也给不同时期的政治研究带来了复杂而可喜的变化。

    亨廷顿是一个很难简单分类和定位的政治家。自由价值观和保守本能之间的痛苦张力、社会科学的理论要求和现实决策要求之间的创造性张力,不仅塑造了过去几十年政治科学的学科特征,而且造就了亨廷顿非凡的学术品质。亨廷顿带给我们未曾有过的亨廷顿时刻,并使政治成为一个不断提出新思想的迷人的主题。